梅建平:日本经济病症的观察与启示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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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建平:日本经济病症的观察与启示 2010年11月08日 14:26 凤凰网专稿 【 】 【打印共有评论0

 

王鲁湘:因为日本的这种文化,应该说它还是属于一种东方式的,一种权威主义和群体伦理的文化。他们的这种权威主义必然导致它是个强政府,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肯定高于欧美,对吧。这一点所有日本国民也接受,日本的政治家也认为理所当然,对不对。这样就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日本政府太强,对市场干预太多,其实是日本进入衰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您刚才说到了这种文化上的群体伦理主义,其实我想到刚才你提到日本经济的内部结构问题,它是各大财团之间互相持股,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和日本的文化是有关系,我们知道日本文化中间有一个深入到每个日本国民灵魂深处的,就是所谓樱花崇拜,是吧。我们知道樱花每一朵摘下来是不好看的,颜色也惨淡得很,花瓣也一般化,对不对。但是樱花给人的美感是一束一束,然后连成一片,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那种群体的无数的相似的那种一朵一朵的那一种花,然后重复几千几万几亿倍以后,达到的那种规模的那种灿烂,那种美对不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樱花开花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它一夜之间突然全部爆发,满树樱花,但是一夜之间全部凋谢,缤纷花雨对不对。这种情况其实实际上成为了日本民族性格的一个写照,那么日本你看,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电影,《日本沉没》对不对。就实际上现在这种情况,日本经济有点像集体沉没。

梅建平:我还是比较担忧,因为现在从目前来看,还看不出日本经济,很有效的转型这样的迹象,然后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又越来越重,也就是说它用补药已经用到极致了,用更多的补药日本政府已经没钱了,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说怎么办?

王鲁湘:所以说到这一点我们说半天的那个日本,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邻国,跟我们过去是同根同种,文化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那么它在它的这一种文化的这样一种力量的背后的驱动之下,走过的60年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同样的文化价值理念驱使之下的中国,会不会不知不觉,无形中间在某些危急关头,下意识的,整个国家采取和它同样的应对办法?

梅建平:中国外汇储备丰富 资产配置很合理

梅建平:我们学习日本,研究日本,实际上是要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我想我们不一定会重复日本的老路。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来规避“日本病”,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的方面,实际上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都经过了早期的经济起飞,然后现在也面临着经济的转型,就像这个日本70年代这样的转型一样,它实际上日本有差不多10多年的时间,它可以进行这样一个转型,但是它没有抓住时机来进行转型。

然后我想,但是两国也有一些根本的不同,我想最大的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咱们还应该是处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六、七十年代这样的一种,中期这样一种阶段,还没有到它晚期的阶段。但是有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说咱们需要转型,咱们的外汇的储备由于很高的外贸的顺差,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已经产生国际上很强的保护主义的压力。然后我们的资本市场,比如说也是和日本一样,我们长期采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利率政策,然后资本市场也不够发达,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也比较低,中国老百姓基本上也是把钱放在中国,没有全球进行资产配置,我想这些都是比较相似的一些地方。

王鲁湘:那么最近有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中间,过去一直是持美国国债,那么现在开始持一些日本的了。那么好像日本方面对中国高调地去购买日本的国债,好像日本国内也有一定反对之声。

梅建平:这个我想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担心,因为日本的话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它实际上日本政府财政金融状况实际上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它的债务用中国的老话说就是债台高筑。

王鲁湘:债台高筑。

梅建平:债台高筑。那么中国现在作为世界资本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资本富裕的国家,我们手握25000亿的这样的一个,那么高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大量地买日本的国债,然后又突然比如说,哪一天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抛售的话,那可能会对日本的利率市场上面,日本的金融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这个可能这种不稳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是日本政府非常担心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在日元债券上面的配备,我认为还是在资产配置的一个很合理的范围里面。因为我们的25000亿的资产规模实在太大了,因为你如果做一般的资产配置的话,你即使在日本你配个5%,也是要差不多1000多亿(美金)。我们现在都没有到5%,但是日本现在毕竟还是目前还是世界上第二,可能刚刚被中国所取代,但是它至少还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那实际上日元我认为5%甚至10%,我都不会感到太意外。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配置和正常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应该做的配置,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差别。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

梅建平:良好的社保体系有利于刺激内需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常常被我们提及的这个刺激内需,从普遍来讲有哪几种方式,在中国,哪种刺激内需的方式才是比较有效的?

梅建平:刺激内需的话呢,我想一般的来说实际上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所谓刺激C。C就是所谓的老百姓的消费,这是一块;第二就是所谓的国内的投资,就是所谓I;然后第三就是政府的支出,就是所谓的G这一块。这就是整个,所谓的总的内需这样一个概念,主要的我个人认为包括这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就是说,要让老百姓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保体系。比如说现在欧美有一种做法,每个人都有一个国民账户,那这个社保账户每个季度它会给我寄一个账单,说梅建平先生你这个账单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根据你对社保的贡献,你到67岁退休的时候,每个月能够拿多少钱。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使得老百姓对今后的未来有一种比较好的预期,那这样一来,他就相对来说比较敢花钱。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国家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社保体系。

然后第二,我认为就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现在的一个比较长期坚持的这样一种低利率的政策。因为这种低利率,这种存款利息很低的话呢,实际上使得老百姓有一种恐惧性的这样一种存款。有点像税收一样,很高的税收实际上你政府收不上钱的,政府减税有时候倒反都收到钱。就是很低的利息特别是你现在有通胀的预期,老百姓发现我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甚至是负的,我被逼得必须得多存钱。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面你提高利息,让老百姓感到,我存了钱我以后有收益,那我对未来的话我用不着那么担心。

王鲁湘:他反而不往银行存钱,他把钱拿出来消费了。

梅建平:他反而可以进行消费,因此我认为适当地提高银行体系的存款利率,实际上对经济的发展反而是有利的。而且它可以就是说,你这个资金的成本一提高,它就促使企业在投资的时候可以更理性一点,这样我想也可以间接地促进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这样一来,企业发现,我银行借款没有那么容易,那我必须考虑发公司债,我必须考虑上市。因此这样对资本市场的推动也会更好一点。因为我想日本经济发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独角戏,金融体系是银行在唱独角戏。而像美国像欧洲,它实际上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个三角的一个凳子。它可以发公司债,然后它还可以到股市去融资,它实际上是有三个渠道的,那这样一来它相对来说金融体系可以比较稳定一点。

王鲁湘:下一位同学。

梅建平:延长退休年龄或能改善老龄化问题

提问:梅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逆转的情况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来重蹈日本的覆辙呢?

梅建平:日本的话呢,它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早期,它重视得不够。你比如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保体系下面,67岁以后,你每个月要从政府拿社保金,如果你预期寿命只有比如到75岁,那说明67岁的话你只要拿8年就行,但是如果是到87岁的话,那你就要拿20年,那政府就是要负担20年,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政府的负担实际上是很沉重。

根据目前如果这个退休体制,比如说大家对美国进行过计算,对日本也进行过计算,如果就是说按照目前这样的退休年龄的话,那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就是说到后来,可能一个人你要负担两、三个人,就是说倒金字塔的这样一种社会的负担的结构,这是任何社会不可能承受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想我们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怎么样发挥老年人的这种生产能力。

王鲁湘:重新工作。

梅建平:重新工作,那么我想这个的话呢,延长退休的年龄,让这些老年人能够发挥他们的光和热,实际上对改变刚才这种,我们说的这些年龄的问题,或者人口红利从正的变负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实际上是需要国家早做打算。

提问:教授您好,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1959年荷兰在北海发现了油气田之后呢,它的国费、工资和社会保障都大幅增长,当这种资源耗尽的时候,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请问您如何评价这种“荷兰病”,对于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谢谢。

梅建平:咱们中国老话有两个字叫“惜福”,老天给你非常好的赐予的话,那你必须就是说要珍惜。因此当你得到一大笔自然的财富或者是其他的财富,你必须要考虑到位了。因此你必须要为未来做一些打算,也就是比如说要把这一部分财富不是像荷兰那个时候就把它挥霍掉了,而是要把它做一些未来的投资,比如说做一些智力投资、做一些财产的投资,使得以后这些投资能够产生比较稳定的现金流,来帮助国内的老百姓改善生活。

梅建平:中国房价涨速快基本符合经济规律

提问:梅老师您好,请问如果参照日本的历史进程来看,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是高呢还是低呢,是该降呢还是不该降呢,调控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才比较合理,谢谢。

梅建平: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左右,我们搞了这个住房体制改革,它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它实际上对土地产生了非常强的需求,那么由于老百姓生活改善的速度也很快,因此一方面是很高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土地又是一个稀缺资源,它供给没有弹性,因此它的价格上涨的速度就很快。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在目前高速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个房价涨的速度比较快的话呢,应该来说是基本上符合经济规律的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一方面我们的房价涨的速度很快,另一方面我们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实际上还赶不上房价。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面,政府是需要做一些市场的调节工作。也就是说需要把住房作为公共产品来进行提供,它必须满足大家的基本居住的需要。

当然目前可能也有一定的泡沫,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这样一种自然的市场状况。因此政府在进行调节的时候,我认为必须掌握这样的一种度。就是一方面要鼓励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场没有做到,或者是市场做不到的地方,但是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本身,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它的价格,它的发展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进行。

王鲁湘:感谢梅建平教授精彩的演讲。有学者说过,一个国家其实就像一个人,有他的青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纵观历史,我们也见到诸多帝国由盛而走向衰老的过程,直至消亡。邻国日本的例子令人深思,它告诉我们,必须勇敢地直面问题,深入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文化的原因,不断寻求创造性的变革,哪怕这种变革会带来阵痛。中国民间俗语说得好,长痛不如短痛,治标代替不了治本。好,让我们再一次对梅先生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