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文革期间周恩来努力化解中国外交困境

            力挽狂澜：文革期间周恩来努力化解中国外交困境
            http://history.qihoo.com/article/q7127449,eb1082,n4142_40765.html            1967年的夏季，新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那样蛮横和不可理喻。周恩来在此艰难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一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睦邻。中缅两国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两国边民自古以来就结成了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961年，经过周恩来与吴努、奈温等缅甸领导人的多次友好磋商，中缅两国签订了《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国和缅甸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正如周恩来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所说：“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全面彻底地解决了几十年来中缅两国人民一直渴望解决的复杂问题，使长达20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
            中缅两国领导人也因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庆祝缅甸独立节。缅甸总统吴努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
            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康生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
            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可笑的事情，周恩来自己就亲自遇到过。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严肃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的毛主席语录，使得周恩来和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都很尴尬。事后，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周恩来还多次批评驻外人员和留学生对外宣传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他说：中国专家挂毛主席像章是我们的权力。外国朋友要，我们不好不给。但是，驻在国政府不让他们本国人员挂毛主席像章，我们就不能因此说他们反华，否则，反华的国家就多了，有些国家和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也敢讲毛泽东思想，但也还反对本国人挂毛主席像章。我们热爱自己的领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领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周恩来还说：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才行，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硬插，针就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对外宣传要看对象，不能强加于人，但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猖獗中，周恩来的话被置若罔闻。
            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
            6月27日、28日，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其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没有进一步恶化。             二             1971年8月7日，周恩来会见来华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回顾了1967年中缅关系的那段曲折：
            周恩来：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人员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尽量把这件事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5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1967年7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6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当时我国在缅甸的专家虽然没有事做，但还留在那里，要看一看形势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到了1967年10月，你们通知我们的专家回国，我们的专家都撤了回来。这样关系就搞得更紧张了。去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你们代办转达对阁下的问候。阁下在这个时期也采取了主动；这样，情况就转过来。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
            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
            奈温：关于1967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
            奈温：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
            周恩来：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周恩来：对。
            奈温：我记得1959年到1962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件事对于我处理中缅关系有影响。
            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三             1967年，在极左思潮四面出击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周恩来对极左思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和斗争也远不止上述事实。
            ——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周恩来一直压着有关部门建议撤销中国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处的报告，没有批准。1970年，意大利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对突尼斯的关系上，周恩来曾多次批评有关部门的极左做法，并请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向突尼斯总统进行解释，还亲自接见突尼斯记者，使中国与突尼斯在1971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尽管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已公开化，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余地。1967年11月7日，周恩来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在采访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时，这位老将军心情激动地回忆说：             一次，造反派煽动10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区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从1968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一些不正常状态。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此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也多次坦率地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宣传我国正确的外交政策。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周恩来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从而消除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会和怀疑。
            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外交又重新走向复苏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