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军：“领土主权理论”的变化与中国领土安全再认识(2)

马小军：“领土主权理论”的变化与中国领土安全再认识(2)

　　这里，还有一个教育民众的问题，其已成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例如，在未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在解决南海多边领土主权争端中，需要大力培育中国公众对于解决领土主权纠纷的正确意识。（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双方争议地区面积约125000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0000平方公里，即常说的藏南地区；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000平方公里。东西两段是争议重点。如果以中印边界谈判中传出的所谓“东段西段一揽子置换”方案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蓝本，中部2000多平方公里中印互让，在东段印度将得到90000平方公里，而在西段中国将得到33000平方公里。由于中印边界谈判的复杂性，涉及的利益也是重大的，双方不会轻易妥协。所以，中印双方都将有一个面对国内公众的问题。中国政府将面临一个培育中国公众对这一问题理性认识的艰巨任务）此外还需要培养国民的国际法意识和普及相应的知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比如，在南海争端中，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各方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各自所持的国际法依据，然后采取相应的立场）。这种对国际法的认识，其实也是过去150年以来中国人逐渐地认识、承认、接受、接纳并且融入的一个过程。国际法在欧洲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是在格劳修斯以后才开始有国际法，近代的国际体系实际也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在古代的长期历史环境中，中国一直以来只有作为“中央”与周边附属国打交道的历史经验，而没有跟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打交道的历史经验，也只是到了近代，至少是到中俄《尼布楚条约》之际，与西方列强碰撞之后，中国人才开始知道世界有多大，才开始知道存在另外一个国际社会。时至晚清，突然一下子，整个国际体系和外部世界都展现在中国面前，而且是带着坚船利炮呼啸而来的，紧接着就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连续的屈辱，虽也曾试图在与外部势力碰撞的缝隙中改革图强，但结果是大清朝自己落得个灰飞烟灭。正是在这种腥风血雨之中中国人认识了国际体系和国际法，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无奈。今天，当中国改革开放历经30年深刻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之后，中国人发现，国际社会不仅是有规制的，而且随着国际法的硬化，它的约束力和强制性正越来越大。正是在中国承认和接受国际法这个进程中，随着国力的强大和自身分量的加重，中国已步入了积极参与国际法体系建设与改革的新的历史进程。

　　4.坚持以和平的、外交的方式妥善解决边界问题

　　（1）应当坚持以和平的、外交的方式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例如，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领土纠纷，目前已成为中国面临的尚未解决的，最重大也是最为复杂棘手的陆地领土主权问题。然而，恰恰是中俄、中越的陆地边界谈判和划界的成功，可以给中印边界谈判与划界提供成功的经验或是有益的启示。其一，所谓不打不成交，似乎是只有打过仗才知道和平的必要与弥足珍贵。一部欧洲近代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和印度也是如此。中俄和中越划界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告诉我们，在现代国际环境中，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同时，即使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也仍然可以通过和平的、外交的手段最终划定边界。1960年代的中苏关系降到了冰点，当时中苏为边界纠纷大动干戈。仔细分析当时中苏双方实力，苏联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但最终中俄边界的划定并没有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外交解决。中越之间也是如此，1979年之后中越就边境问题进行了10年的战争，即使到今天，中国和越南的实力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也并没有因为中国是大国，越南是小国，中国便可以通过武力拿回领土，而最终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的，也为双方海域边界划界积累了善意。靠同样的手段，中俄哈吉塔之间数千公里的划界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在大小、强弱那么悬殊的情况下，强的一方都没有凭借武力强迫弱的一方解决边境问题，而是运用和平、外交的手段实现边界问题的解决。1950年代，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新兴国家，但在1962年边界战争之后，中印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近年，中印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时机日益成熟。借鉴上述经验，中印之间仍然可以，也有条件用和平、外交的手段最终解决边界纠纷。

　　（2）在中国和周边国家进行边界谈判时，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是我们必须抓住的两个根本条件。解决边界问题要充分利用和抓住国内环境和国际大环境变化中的历史契机，即所谓“战略天窗期”。不妨设想一下，若没有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中俄之间边界的划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中顺利完成。如果没有最近十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和战略互相依靠的大的国际格局及和平大环境的营造，中越之间陆地边界的划定也是不可能那么顺利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天窗期”。仍以中印关系为例。现在的中印两国都进入了经济持续繁荣、国家复兴和成长举世瞩目的时期，而中印关系也处在中印建交6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印两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印是走到了一个有条件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天窗期”。天窗打开了，机会稍纵即逝。历史时机一旦错过，而后各自国内环境变化了，或者是国际大环境变了，就不再有这么好的机遇了，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然，与周边国家划界谈判的成功，除了依赖于国际大环境的有利变化，最根本的条件仍然是国内环境的建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国力空前增强。现实的中国可以说是处于1840年以来国力最强大，国际地位、角色、分量、身份最优越的时期，而且其增长的势头是举世瞩目的。有了这样坚实的国内政治、经济、公民社会的成长等根本的国内环境，我们才能有底，才有坚实的基础，手里才有资本、有砝码去跟别人谈。这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根本。

　　（3）划界谈判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外交业务。外交谈判的特征是和平性，另外谈判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有智慧，要有技巧，要有经验，要有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这一系列的专业才能。在谈判中，应该着眼于战略大局，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有进有退、有得有失、有予有取、有理有据，充分照顾对方的利益关切，关照历史但不纠缠于历史，尊重现实，从实际出发，才能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划界问题取得成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纠纷。

　　（相关简介：马小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