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 我的成长道路：第二辑 兰大 - 一五一十部落 | My1510

我的成长道路：第三辑 北大 / 许志永

在北大三年，一个不安分的理想主义者似乎比别的同学有更多故事——在未名湖里游过泳，在湖边醉酒骑车磕坏过门牙，从湖水中拽起过一个要自杀的女孩，在静园草坪演讲，去辽宁铁岭法律援助被当地政府关押……

一

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我骨子里有一种情节，二十世纪那些激情澎湃的历史记忆也属于我。第一次考研失败后本以为放弃了，但到考博时，在江平老师和苏力老师之间我选择了苏力还是因为北大。1999年4月得知成绩，根据以往的录取线，三门课有两门不及格，彻底无望。本想跟苏力打声招呼，告诉他，我一定还会回到北京的，但自尊的我徘徊在法学院门口很长时间还是独自一人默默离开了。

当好友王建勋告诉我在北大法学院发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时，那时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如果不是建勋偶然看到可能就会一直搁在那里了。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跟苏力打了电话，之前我和他从来没有任何私人联系，只有面试见过一次。

接下来办手续，去西藏旅行。8月底来到北大。入校不久苏力先生去了美国，我和滕彪被委托给贺卫方老师代管。我很骄傲能师从北大法学院两位杰出的学者，而且二者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个人是法学界两种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一个说，我们要现代化就必须向别人学习，一个说，不要忘了自己的现实，急是没有用的。贺卫方延续的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启蒙的声音，当下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化，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走在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向别人学习。而苏力认为，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自发的独特的道路，现有的秩序自有它的合理性。

不喜欢被约束的我从没有主动和贺老师联系过一次，但是，在思想上，我们是相通的。毕业以后我们的联系反而越来越多了。和苏力老师相反，因为观念和道路不同，毕业以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二

在北大很多难忘的日子是和两个好朋友滕彪和俞江连在一起的。

滕彪是我在北大时的同门师兄弟，我们俩是朱苏力1999年招收的仅有的两名博士生。这个从吉林桦甸农村出生的腼腆而木讷的孩子在小学中学年代除了学习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有一次舅舅来到他家因为滕彪叫了一声“姨父”——舅舅还很高兴，因为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主动开口说话并不容易。从1991年开始，滕彪在北大一呆就是十一年，本科法学，硕士图书管理，博士重回法学院。北大对于滕彪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十一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在这里听到了那些从没有过的闪耀的思想，在这里他成了一位诗人——写下了很多优美的文字；在这里，他开始了幸福的恋爱——那一大箱子情书是他和爱人最珍贵的财产；在这里，仅仅两年之后，这位后知后觉居然“大胆”地在三角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然后大义凛然地被送到了学校保卫处。

俞江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三年警察，这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喝多酒之后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作为警察猛烈殴打了一个抢劫犯以后，转身出了门眼泪刷就流了下来。这位出自基层派出所的彪形大汉后来成了北大法学院的学术精英，三年博士生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在我们那一级法学院博士生中绝对是佼佼者，所以刚一毕业30岁的他就被华中科大聘为正教授。

和俞江真正认识是在2000年5月24日静园草坪同学静坐的时刻。那年5月，北大发生了邱庆风事件。北大昌平校区一个叫邱庆风的一年级女生回校路上被杀死，同学们祭奠，同时也表达对住昌平校区的不满，校方怕出事于是阻挠祭奠，很快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发展为学生集会抗议。在静园草坪的集会上，我发表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对校方的批评，当时有人拍录像，同学们群起呐喊要把那人的摄像机砸了，我说，我们不怕录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荡的。

那次集会上我收到了俞江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字条。之前虽然互相知道但不熟悉，毕竟那年我们博士班有108位同学。后来事件平稳结束，昌平校区从此成为历史。

静园草坪事件之后法学院逐渐就有了所谓的“三剑客”。我们三个就经常一起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法治、民主、传统、文化、语言、后现代等等。我们设立了“小金库”，起先在小东门外一家四川菜馆吃水煮鱼喝二锅头谈学术，后来那里拆了，于是搬到南门外的老虎洞，后来，老虎洞也拆了，又搬到了西门外老马家。不久，在毕业之前的那个春天，老马家也拆了。我们只得混迹于以前最瞧不起的三角地菜馆。不过，三角地菜馆有个好处就是离未名湖比较近，每次喝酒到饭馆关门讨论还不尽兴，就到未名湖边继续争吵。

毕业前的五月份的一天大约凌晨一点，我们三个喝完酒骑车在未名湖边唱歌。突然一个男生冲过来说，有人要自杀。我们甩下车子就冲了过去。我跑在最前面，眼看着一个女孩跳进了湖里。我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三个一起把她拉上岸。还好，湖水不深，只湿到了腰部。

我们一起到了27楼，让她换了衣服，慢慢聊天。她男朋友在北大读研，她为了爱情放弃稳定工作来到北京。工作不顺利，她们又经常吵架。这次吵完之后，她顿时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杀。

那天凌晨从俞江宿舍很骄傲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三年，我在未名湖边的故事似乎已经圆满了。

三

2000春天，我第一次登陆“一塌糊涂”bbs，那是一个新的天地，我的很多想法终于不必放在抽屉里了。

我在“一塌糊涂”和“北大未名”bbs上的ID都是sunnypku，昵称是“自由中国”，签名档是“一生为了一个梦想”。很快在这里认识了monic、bridged、bambi、puccini等网友，我们都是网上著名的“右派”，与“左派”经常发生争论。

2001年9月11日晚上，“一塌糊涂”上突然登出了美国世贸大厦燃烧的照片，开始以为有人玩恶作剧，但很快证实了是恐怖袭击。网络上很多人在叫好，我和monic等人则针对叫好现象联名发了一个声明，谴责恐怖袭击，呼吁珍重生命。

接下来两天我和很多人展开网上激烈辩论，当时我强烈地反对恐怖袭击，并且抨击那些为恐怖袭击叫好的人为“恐怖分子”帮凶。我在网上引起最激烈批评的一篇文章是《致恐怖分子的喽啰们》，其中有很多类似激烈的话语：“说你们是法西斯，太便宜你们了，你们不配作为人，更不配作为中国人。我为你们这样的毫无良知的同类赶到耻辱，更为你们侮辱中国人的尊严而愤怒！”

但是不久以后我就后悔了。我逐渐理解了911背后欢呼人群的另一种价值观。这个世界常常不是简单的真理与谬误，而是问题的不同方面。正如左派和右派各自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人类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样，虽然有一方被证明是错误的，但那种错误只是过去或现在一段时间内的错误，未必永远就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布什和拉登与其说一方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邪恶，不如说，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人类的信仰是那么的不同。要想真正解决文明的冲突，不可能一方消灭另外一方，而是必须找到高于两者的思路。

那段时间我写下了《论世界政府》和《我们共同的神》两篇文章。这看起来异想天开的文章不是一个旁观者进行的学术探讨，而是一个行动者思考和确定的目标。

《论世界政府》是关于人类未来新秩序的构想。基本思路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层次中，当今国际社会需要超越国界的公共权力，包括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主决策机构作为政府首脑；一套强力机关以制止侵略，维护秩序；一套司法机构用于解决争端和惩罚犯罪；一套经济服务机构以减少贸易壁垒、防范金融风险、协调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一套环境保护和外层空间开发机构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机构。世界政府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一种崭新的创造，而不过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一种已经出现的趋势和潮流。从世界政府的构成来看，那些机构在当今世界都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虽然有些还仅仅处在萌芽状态。比如联合国作为决策机构，海牙法院作为司法机构，等等。人类需要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主动性，推动超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成长。事实上，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经济一体化，随着人类越来越多的道德共识，随着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自然的趋势。

《我们共同的神》是关于宗教的思考。其实所有的宗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而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但人的局限性又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信奉的是唯一正确的上帝，别人信奉的都错了，于是就有了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有一天人类应该能认识到，不同的宗教只是历史文化的痕迹，只是适合于不同个性的人认识上帝的不同途径。

人类社会秩序也要健全民主法治，通过确立超越国家边界的世界政府解决文化冲突以及环境等人类共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遥远不可企及的梦想。而且我相信，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将在这个伟大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

2001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随上访农民梁桂林来到辽宁省铁岭市龙山乡地运所村。事情的起因是1995年沈哈高速公路修建时征用了该村678亩地，而补偿款几年间就被地方官员挥霍一空，村民失去土地又没有补偿，只好上访。

经过两天的对政府部门和村民的调查了解，我基本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村委会为了掩盖补偿款被挥霍的事实，打算在全村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从土地多的村民小组拿出土地补给被征去土地的村民小组，其中第八村民小组按照人口比例要被抽走的土地最多，共80亩。

正如我参与社会事件的一贯立场——以中立的立场帮助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我其实也是在帮助地方政府。我召集村民代表，给他们分析形势，提出一个中间方案，要村民拿出土地，争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给一些适当的补偿，至于原村委班子腐败的问题，有关部门查过了，很难再有什么进展，大家所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选举，选出一个让村民放心的村委会，建立起规范的账目和良好的监督机制，防止此类事件以后再发生。

说服了村民代表之后，我决定召集村民大会，表明我的看法，希望矛盾就此解决。这也算是我临走前给村民的一个交待。但我所作的这些努力引起了地方政府的误解和愤怒。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多，地云所村村政府院内，村民听说我要讲法律，已自发聚集了两三百人。这时有人告诉我乡里来人了，我出门迎接(过去两天我一直保持中立的立场，善意看待当地政府)。刚出门，迎面碰上以铁岭市信访局局长为首的一群公安干警和干部。他们气势汹汹，当着几百村民的面，劈头就来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到这里来！”我当即反驳：“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当然有资格到这里来！”接着，在几百人面前我们开始公开辩论。气急之下，他们把我推上了警车，很多村民把车团团围住。当时气氛紧张，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我告诉村民让开，不要堵车。

一路警笛大作，我被带到了派出所。这其间，北大的很多朋友得知消息纷纷打电话质问派出所，并在网上发起营救，有人甚至号召上街游行抗议我被关押。在同学们的强烈声援下，六个小时后他们不得不释放我。当天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雪，他们放我出去的时候，警告我不能再回村里，但我说必须回到村里，否则村民会担心的。

我立即打车来到地运所村，在梁桂林家，很多人在为我担心，看到我回来了，有老人几乎流下了眼泪。当夜，我依依不舍向他们道别。村里已经出现不明身份者的黑影。

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帮得了村民们，尤其是梁桂林被判一年劳教深深刺痛了我。因为当时，我已经告诉村民准备好材料迎接诉讼了，可有关部门突然袭击，3天以后公布判处劳教。每当想起他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能做的太少了。

一天以后我回到北大，几乎同时，铁岭地方政府官员也来到了北大，他们向学校告我扰乱社会秩序，要求北大惩处。他们还通过关系找了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听说有人提议开除我，是我的导师顶住了压力，使我的学业得以继续。

很多年后我都清楚记得那个场景——苏力老师帮我逐字逐句修改给学校的检讨书，既要向学校交代，又不想违背我的意愿。从小到大，我写过无数的检讨书，这大概是最后一次。